不再是那个平凡的自己私立医院

2024-01-07 / 作者:佚名 / 来源:网络整理 / 阅读:132 /
内容摘要:
私立医院,我来了即便被浇了一盆又一盆冷水,我心中热情的小火苗仍没有熄灭。只要照镜子、对着黑下来的手机屏幕,只要我看到自己的眼睛,我就将一直惦记着双眼皮的事。

私立医院,我来了

即便被浇了一盆又一盆冷水,我心中热情的小火苗仍没有熄灭。只要照镜子、对着黑下来的手机屏幕,只要我看到自己的眼睛,我就将一直惦记着双眼皮的事。

“看到”——把自己当成被看者,当成被凝视的客体时,我会产生外貌焦虑。内化了的男性凝视,被社会规训了的审美观。我熟悉这些女权主义的概念。可是,人难道不是社会中的人吗?我们无法逃离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文化。社交媒体的发达,更让我们几乎时刻处在“看”与“被看”的处境下。作为大时代背景下的渺小个体,如果双眼皮手术真的能解开我的心结,让我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与工作,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成就,某种程度上算不算一种“自我赋权”?

私立整形医院的广告也是这么说的。

“我想被人关注,想大家围着我转……整容之后,我更有自信了,更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我活成了理想中的样子,不再是那个平凡的自己。”

5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北京某家还算知名的私立整形医院的候诊区,看着墙上的液晶电视循环播放的广告,感叹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

说是候诊区似乎不太恰当。我印象中的候诊区,必不可少的物件是泛凉的塑料座椅,坐上五分钟就腰酸背痛的那种。而在这里,舒适的沙发方便等待的人半瘫着玩手机,还有一个零食区,热的饮品有菊花茶和玫瑰茶,冷藏柜里有酸奶,以摩天轮为装饰的三层下午茶盘子中摆着各式各样的小点心,都是免费的。

刚坐下没多久,工作人员就送来了茶水,微笑着让我再等一会。即便是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日,这家私立整形医院里的“患者”也不少,除了我和同事,还有四个人在候诊区:面前摆着一只手机大小的红色斜挎包的男性,带着几个月大猫猫的年轻女性,还有两位穿着同样的类真丝面料睡衣、里面衬着秋衣秋裤的女性,脸上除了口罩还带着墨镜,无法判断年龄。如果没有猜错,她们俩应该是从楼上住院部下来的。(这家私立医院有一整栋楼,面诊、手术、住院、康复,都能在这栋楼里完成。)维多利亚秘密风的粉红色睡衣,是她们的病号服。

拍拍猫,聊聊天,再喝口茶水,我都忘了自己是来看医生的,直到听到自己的名字。一位身穿灰色制服的年轻女孩引我进入诊室,不对,在这里叫“形象设计室”。

“你的眼睛问题很多!”

在表达了想做双眼皮的想法之后,这位女士立即一一指出我眼部的各种问题。除了我下垂的眼皮需要做全切双眼皮手术,我凹陷的眼窝还得做眶周脂肪填充,两眼的眼距太宽得割内眼角,还有泪沟太深、眼袋太大也都应该处理……她的话针针见血,戳中了我眼部所有的自卑点。

说实话,我听到的时候有点难过,但对她说的很多整形项目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割个双眼皮已经是我经过多年思想斗争、目前勉强能够接受的上限,能少挨一刀是一刀。当然,我不为所动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我没那么多钱。

“眼窝凹陷,人会看起来很疲惫,还显老,”她让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按了按我的眼窝,“你看是不是陷下去了?”

“嗯……”

“你再看看我,这儿是不是很饱满?”

确实,她的眼窝嘭嘭的。“这样人才有精神,你再开个眼角,你现在的眼睛……”

我表面礼貌地听她说,开始打量起这间“形象设计室”。办公桌是欧式风格,乳白色、雕花,弧线。桌子的三分之一被三束鲜花占据,另三分之二摆着笔记本、镜子、以及一个按键空隙间粘满了贴纸的计算器。

形象咨询室的另一侧摆着一格一格的展示柜,占了半面墙。两个相邻的格子里堆满了装饰用的书。之所以我认为是装饰用,是因为书脊上的英文字母无意义地拼接在一起,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另一个格子里摆了一个胸部模型,至少F杯以上,从中间一分为二,可以看到血管遍布的横切面,显然是为了有隆胸需求的求美者准备的。

“到时是您给我做手术吗?”小姐姐表示并不是。

这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作为从没去过美容院,第一次去私立医院的小白,我心想,或许她就是所谓的美容顾问。她起身,踏着高跟鞋哒哒哒去叫主刀医生过来。我指着空下的座位,问引我进来后一直站在一旁的那位制服姑娘,“她不是医生吗?”

看上去不超过25岁的制服姑娘回答:“是医生。我们都是医生。”

“你说,多少钱你能接受?”

等了一小会,进来的医生朴素多了,穿着白大褂,有一种专业人士的气场。说是她们这里的主任,从八大处出来的。不过主任给出的手术方案和之前那位医生不一样,眶周脂肪填充不需要做,但内眼角还是要开的。

主任离开后,在一旁站了半个多小时的那位姑娘终于坐下来了,开始和我谈手术价格。她说了一个数,和公立医院单做双眼皮的价钱差不多。

我问道:“这是哪个方案的价钱?主任给出的方案和之前那位医生说的不一样。”

她反应了几秒,“是主任的价钱。主任没说做眶周脂肪填充是吧?你看,多好,你还少做一项。”

我说,价钱有些贵。

她说主任技术很好,“你看我的眼睛,就是主任做的。”说罢,直接拿出她整形前的一寸照,“我做了眼睛,还做了鼻子。是不是挺好的?”

看不出是同一个人。她以前是内双,鼻头稍有些圆。现在是大双眼皮加高耸的鼻梁,整个人是精致了不少。

展示完自己的变化,她再次强调了我割双眼皮、开内眼角的必要性,并热心地表示她是想帮我,“价钱咱们好商量,你说,多少钱你可以接受?”

我含含糊糊地应付了几句,她又说:“你看咱俩挺有缘分的,你和我说说,你在顾虑什么?”

作为一个去麦当劳直奔自助点餐机的社恐,遇到这么热情的人,我本能地想逃走。对方估计也看出了我的犹豫,表示价格可以商量,实在不行还可以信用卡分期。现在交钱的话,当天下午就能做,正好主任有一台预约的手术取消了。面诊时间花了快一个小时,嘴笨、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的我,如坐针毡。就在她出去接电话的时候,我趁机不辞而别,溜走了。

成为另一个女人

在回公司的路上,我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形象设计室里摆在我对面的那把椅子。

椅背的形状像红心皇后的发际线,规则排列着铆钉的红色皮革被乳白色的边框镶住。这把椅子上坐过三位女性,乳沟惹眼的医生/美容顾问,主任和制服姑娘。

一个美得略显侵略性,一个一副专家做派,还有一个友好亲切。三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无论来者吃哪一套,都有对应之道,硬是要把“商品”塞进顾客手里。没错,在私立整形医院,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顾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求美者”。

从“整形”到“医美”,从“患者”到“求美者”,话语的变化反映出整容手术的商业化。整容手术越来越多地被当做是消费行为,而不是医疗选择。在大多数医学专业领域,患者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需要医生的诊断。但是,整容手术领域则相反。面诊的患者一般都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患者自己做了“诊断”,自己制造了需求,要求医生来解决,医生反而常常看不出问题来。我不由得想起之前去公立医院面诊时,医生发出的冷淡疑问——“你不是有(双眼皮)吗?”可是我并不满足。因为不够美。

不满的情绪,是最常见的整形动机之一。在《成为另外一个女人》一文中,关注女性整形的作家弗吉尼亚·布鲁姆( Blum)认为,女性渴望成为的那 “另外一个女人”拥有某些非凡的魅力,足以吸引走她身边的伴侣;“另外一个女人”是她再瘦十斤的样子,是她逝去的青春和美丽,是她永远无法成为的完美女人……在与“另一个女人”的不断比较中,女性永远都会感到不满。

北医三院的薛红宇医生告诉我们,面诊时,很多求美者都会带着憧憬的明星的照片。医生也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会让医生明确知道求美者的诉求。2010年左右,多数求美者都希望能拥有“范冰冰式”的欧式大双眼皮。如今,许多人追求自然的、秀气的双眼皮,理想型是刘亦菲;有人为了上镜好看,希望双眼皮能宽一些,像张雨绮一样;当然还有人喜欢欧式双眼皮,不过不再是范冰冰式的,而是迪丽热巴式的。

我有些明白为什么在私立医院见到的第一位医生是那种相貌和身材了。她是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许多女孩眼里,她就是“另一个女人”。

把自己整得像“另一个女人”,然后呢?

恐怕没有然后,永远有“另一个女人”,就像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服一样。在整形的世界里,身体永远是不完美的,是未完成的。

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心皇后有句名言,“只有不断奔跑,才能停在原地”。或许对于求美者来说,不断奔跑,却发现永远达不到终点。

是压迫,还是解放?

可这有什么不好吗?每个人都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力。纹身、打洞、举铁练肌肉、啃菜叶维持身材……为了改变和控制自己的外表,人们做出了各种选择,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也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么说的话,去做整形手术是不是也算是人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些心理健康专家认为,那些想整形的患者,与其去做整形手术,不如去接受心理治疗。在知名的耶鲁大学的幸福课(The of Well-Being)上,针对“美貌会让我们更开心吗”这一问题,心理学家劳瑞·桑托斯( )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不会的,相貌目标的实现反而会降低幸福感。”桑托斯提到的论文以挪威女性为研究对象,发现心理有问题的女性去做整容手术的可能性更高,而手术后,心理问题非但未能得到缓解,反而还可能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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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后,“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反而加剧了|The of Well-Being

然而今天,更多人相信,只要改变了自己的外貌,自己内心的感受甚至性格、职业发展等都能因此有所转变。

根据德勤发布的《中国医疗美容O2O市场分析》,月收入3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女性中,90%表示出整容意愿,更有5%曾一年花费20万元以上用于整容。报告还提到,人们做整形手术的主要动机从“工作需要”、“取悦另一半”,逐渐变成了“取悦自己”。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外貌的改变会导致内心感受的改变?为什么变美了就会更自信?还不是因为太在意外貌、在意自己身体与社会审美标准的符合度。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明白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许多枷锁——要温柔、要听话、要懂事、要为某个男人传宗接代等等。要美,算不算一种枷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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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权主义内部,关于整形手术的讨论,主要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整形工业体现的是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体的剥削。美国女权主义者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美貌神话》中认为, 美貌神话在男性凝视和资本主义的打造下,成为了操控女性的工具。女性利用整容手术改变容貌的行为,是父权制继续生存下去的土壤之一。

所谓“美”的标准,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体之上的,让女性审视自己的身体,厌恶自己的身体,从而试图改变身体。当女性屈从于男权社会强加于她身上的外部标准,就不能说这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女性或许认为自己作出了自由选择,而实际上,她们不过是做了男权社会要求她们做的事。

女性看似有选择,实际上并没得选。因而,加拿大女权主义者凯瑟琳·摩根( )提出女性整形不应该是去整“美”,而是应该去整“丑”——只有当女性突破和颠覆了那些所谓的一致认可的美的标准时,才是真正的反抗。

另一派认为,整形是女性通过掌控自己的身体为自己赋权。荷兰女权主义者凯西·戴维斯(Kathy Davis)认为,以往对整形手术的批评,只顾及了女权主义的“政治正确”,没有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戴维斯通过对几位做过胸部整形手术的女性进行访谈,发现她们只是想变得普通,不想因为胸部过大而被投以异样的目光,也不想因为胸部过小而被嘲笑“飞机场”。接受整形手术的女性,希望的不过是终结自己的痛苦。她们作出的是理性的、负责任的选择。女性在试图运用身体来重塑自我和周遭世界的关系。

戴维斯在《重塑女体:整形手术的两难》中指出,“我虽然强烈反对女人为了美丽去挨刀……(但)正因为我把整形手术视为两难,我才能够去探索她们的痛苦,了解她们如何运用自己的坚韧来减轻痛苦,努力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下,挣点活动空间。”

挖出“心结”?

我分析自己内心后发现,对于我来说,似乎两派的观点在我身体上都有体现——“病因”不在我体内,但“病灶”在。

双眼皮是我的“心结”。在记忆中,我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眼睛。小时候,家人经常夸双眼皮的妹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而只会夸我“聪明”。我曾因此而难过,认为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漂亮才是最高等级的赞美。只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大家才会费尽心力从我身上找寻其它可以夸奖的优点。

拍照的时候,小小年纪的我就很心机地瞪大眼睛。照片洗出来之后,我的眼睛是变大了,但看着也不自然甚至有点滑稽。长大后,我自拍的时候依然会想办法把眼睛弄成双眼皮,不然就拍垂下眼睑、或者闭眼的自己,反正就是不希望以真实的面“目”出镜。

上学后,通过讲述基因遗传的生物课,我知道了双眼皮是由显性基因决定的,推断出爸爸的大双眼皮是Aa(爷爷是单眼皮aa,所以爸爸的双眼皮一定是Aa),妈妈的单眼皮是aa。爸妈的后代眼皮有50%概率的Aa,50%概率的aa。爸妈常常开玩笑说,我没遗传好。

而当我向家人和朋友表露“我想割双眼皮”的想法,大部分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和我关系最好的妹妹更是直接表示反对。当时我回她说,每一个单眼皮的人或许心里都有过做双眼皮手术的想法,这是你们双眼皮的人永远不可能感同身受的。

以双眼皮为美的观点,是外界强加于我身体之上的,但我确实因此而苦恼。在像芭比制造工厂的私立医院体验了一圈,我也切身感受到了消费社会对女性的追堵。至于做了双眼皮,我会不会变得更开心、更自信?我希望会。就算不会,我觉得自己也能借手术刀挖出横亘心头许久的疙瘩。只有流血,才能挖出疙瘩,别无二法。

我还没决定是否要做双眼皮手术。忙碌的时候,这事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也许哪天心血来潮,我会选一个靠谱的整形外科医生,在风和日丽的一天,去做双眼皮手术。

在做完各种“功课”,剖析完自己的心结,了解手术的风险之后,不管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这都是我“最接近真正自由选择的选择”。也许在这个过程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一对更好看(或保持原样)的眼皮,而是更加接纳和支持自己,也更加能共情其他同样有外貌焦虑、类似纠结的女性做出的决定。

参考文献

[1] Heyes, C. J. (2016). : A . .

[2] Davis, K. (2013). the body: The o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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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Other Woman. The Drama of . B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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